文艺写作漫谈

作者：叶圣陶  原载于1944年3月《国文月刊》26期

摘要:

这是一篇很好的关于写作方面的文章，我们工作中要写很多东西，看看名家大师级的人物是怎么说的，对我们很有启发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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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字连缀成的文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文字，一类是文艺。普通文字的写作目的，一是传授知识，如说“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是。二是报告事实，如报纸上的报道文字是。这种文字的顶要紧的要求就是正确，清楚。

       文艺则还有目的。什么是文艺，意见很多，现在且不去讨论它。我只简略地说，它除了传授和报告之外，还有一个目的，而且是主要的目的，那就是表示出己之所见（当然，这个“己之所见”的范围是有种种不同的）。它用一种综合的烘托的手法，像画家用色彩一般，根据自己的情绪、意识、印象等等，把“己之所见”表示出来。可是并不讲得完全，说得净尽，只到足以唤起读者的意象为止，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咀嚼，体会，思考。

       假如读者在体会思考之后，恍然地“啊”的一声，说：“原来他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就与作者的“己之所见”接触了。

       这种“己之所见”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萌发，组织，逐渐成长，也许更受到他的家长、师友、环境等的影响。一个人的作品常常是这些的总反映。屈原的《涉江》里说：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这向来认为名句。我们读它，不可忽略他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他是非常忠于他的祖国——楚国的。因遭受谗言中伤，不为楚怀王所喜，只得郁居于沅湘之间。由他看来，现实世界是闭塞的，幽晦的，荒寒的。这几句诗固然是写景，同时也传出了他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

       上面是一个古代作品的例子。再来举一个新的：

      《阿Q正传》（Q字读音如桂或贵）这篇小说，想各位读过了。作者鲁迅先生生于光绪七年，经历了辛亥革命，兴奋地看到革命势力把清廷推翻。可是，他看到革命的不彻底和军阀的内哄，又失望了。他用医学者的素养剖析我国的国民性，发现了种种弱点。根据这些，创造了阿Q这个人物。那具备了夸大、永远感到满意、永远感到胜利的性格，为了时髦和贪点小利才来参加革命的行动——岂只是阿Q一人如此，我们留心观察，便觉得这样的人随处可见。这便是鲁迅创造的成功。

       这种成功决不是临时或一朝一夕所能得到的，主要决定于作者的识力和观察力。有的作者能观察出别人所观察不出的，这就是所谓“深刻”。有的作者只观察到别人同样能够观察得出的，这就是所谓“平常”。也决定于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这包括规定组织，运用最适当的字和最适切的表现方式。这种能力的养成由于平时的锻炼。所谓“平时”，并不是说把一个人的写作生活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平时的准备时期，一个是正式的写作时期，而是说“随时随地”，就是随时学习，随时发挥；一面吸收，一面成长。各位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写完一篇文章，自己很满意，这时候的自己满意，未必能断定那篇文章真个是好，因为其时两个“我”还没有分开来：一个是写作文章的“我”，一个是批评文章的“我”。等到过了几天，两个“我”分开来了，再来读自己的东西，满意的成分便不免减少了一些。等到给别人看过，而接受到中肯的批评，你也许会产生重作的念头呢。

       自己写的东西，自己看了会感到不甚满意，那就是你准备得不够。你还得深思，还得作更多的练习。等到你能够写一篇东西，今天看了满意，明天或两个星期后看还相当满意，自己看了满意，别人看了也还满意，那时候就是你进步了。

       上面谈的是一般的文艺。现在谈谈新文艺。

       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发生了白话文运动，或叫做新文学运动。于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以为白话文就是文学，而且是新的文学。其实“白话文”和“新文学”之间是不能画个等号的。至于一般中学生，更认为那分行写的、发点感慨的诗，那发发牢骚、颂扬颂扬洋车夫的小说，就是新文学。他们都热烈地爱好这种新文学，阅读人家的，自己也来写作。这情形和我过去在中学里读旧诗相仿。那时中学里的国文教材不超出《古文辞类纂》（清姚鼐选）和《文选》（梁萧统选）两部书。前者是桐城派的法宝，多载道之文，不甚有兴味，后者又太重于词藻，并且有很多生僻的字和典故，都不为中学生所喜。于是投其所好的，便只有二者之外的写景言情的诗了。

       实在说，文学的好坏并不在它是文言还是白话，也并不在其新旧，却在作者有所见没有。

       有一个参加了两年战争、新从山西跑回来的青年，他说要写一篇三个逃兵的故事：一个怕苦，一个思乡，一个是不满于所属的部队，想改投友军。我说很好，这是大可一写的题材。他写成了，可是光在对话之中把他们逃走的原因表明了就完了。表明既不深切，发展也似有实无，不成一篇及格的小说。这不能说他无所见，但他所见还是朦胧的，不精密的。用种植来比喻，其时胸中还没有成熟的果实，仅仅有细嫩的萌芽。要待那萌芽发荣滋长，开花结实，并且成熟，那才是动笔挥洒的时候到了。他才有一点萌芽就写，不能成功是当然的。从此可知，不但要有所见，还要见得深切精密。朦胧的一些认识，肤浅的一些感想，是并不足以写成文艺的。

       驾驭文字这一方面，下面再来谈谈。

       最近我看到一篇小说，开头是：“是一个零星点点的晨曦。”作者把早晨的阳光——晨曦——当作早晨了。接下去是：“在某某司令部的会议室中，集合了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女好汉——都是不怕牺牲精忠报国的青年。”一篇小说可以描写男女好汉，可以描写好汉的精忠报国；但“好汉”与“精忠报国”都是品评语，该让读者读了之后说出来；而要读者自己说出这些品评语，非于小说中表现得恰如其分不可。现在小说刚才开头，先把该是读者说的话“点”了出来了，好汉，而且是精忠报国的青年，这未免失掉文艺的意味了。文艺决不会这么老实。像这样写文艺，那不如写论文、传单或者标语更为了当些。这是对于文字不能够胜任愉快地驾驭的例子。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请大家不要轻易动笔，也不是说不妨借口“留下一部分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而写些不明不白的东西。我只是请各位更切实地、更深入地去思索，去观察。思索与观察切实深入了，就不怕没有可写的了。至于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于语文的敏锐的感觉。我们读杜甫的《春望》，诗中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如果不肯深思，而仅凭直觉来理解，不过是“国破了，可是山河还在；到了春天，城中的草木长得非常茂盛”这些意思罢了。而在富有语感的人，读到上一句，就会想到国破了，一切人事——政局和人民的生活——都跟着破坏了，改变了，不破坏不改变的只有自然界的山河而已。读到下一句，就会想到年年逢春天，而此刻特别感到草木深，意思是年年人与草木同处城中，故不觉草木之深，此刻人民流离，城中留者稀少，所以特别感到草木深了。语感越富的人，对于文艺的了解越深。

       怎样训练我们的语感呢？我想，惟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别人的作品。多读，多体会，多了解，语感自然有进步。别人的作品，包括从前的和现在的。至于我，倒觉得从前的作品比起现代的来，好的更为多些。我并非劝各位少读甚至不读现代的东西，而是请各位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读，学习那好的，摒弃那坏的。

       我说现代的好作品不多，并不是有意夸张，而是事实。现在通行“拉稿”。试想，拉来的稿子都会是精心结撰的吗？有许多作家常常说，他们写成了文字，是连第二遍都不看，也不高兴看的。其实，这并不足以表示出他们的高深的修养和卓越的天才，倒说明了他们对于艺术的不很忠实。还有一些作家说他们一小时可以写两三千字，这，以我的经验来说，是不可能的。能够这样的若非卓越的天才，一定是在粗制滥造。在这种情形之下，好作品当然不会多的。

       现在的读者对象和从前不同了。从前的作者写东西，或者想藏之名山，传之于人，或者给同道的文人看看。现在是要给更广大的群众看了。为顾到读者起见，就得写纯粹的语体。而且就文字本身说，语体必须是纯粹的才美。怎样才纯粹呢？要运用现在语言的字汇和调子来写，尽力避免文言的成分，避免初期的白话文的影响，避免翻译的调子。初期的白话文就是那仅仅把虚字改换的假白话文。至于像那“以什么什么为根据”之类的文言调子，像那“我一定要这样做，假如什么什么”之类的翻译的调子，因为我们口头已经说惯了，便是现在语言的成分了，是可以采用的。

       最后，请让我把以上的话结束一下。多思索，多观察，必将有所见；多读作品，多训练语感，必将渐能驾驭文字。二者会合起来，写出的东西纵不定是名作，也决不会一无足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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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文艺写作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