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之后，王丽继续去找Bob了。在走过财务经理方敏的办公室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么频繁出没总监的办公室，跨界跳过直接上司，似乎有点不妥吧。要不，直接问方经理吧。刚要折身，看到方经理正拿起电话与人交谈了，心想，算了。Bob那句“随时欢迎你来”也是当着方经理的面说的，方经理不会介意的。
Bob看到王丽，有种教授辅导学生的样子，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说话不徐不疾的。对于王丽，这实在很新鲜，说实在的，工作了十年，无论以前的国企还是台企，上司经历过五任，从未见过有如此循循善诱的好上司，而且，还讲得特别透彻。
一番寒暄之后，Bob将电脑打开，翻出昨天的那张PPT。
Bob：你先说说，你最看重中间那张表的理由。
王丽：作为分公司财务总监，所负责的不就是分公司嘛。所以，以分公司为经营实体的财报当然最重要。最左边的是给总部合并报表用的，最右边的只是报税用的，税表不能作为衡量绩效的报表来看的。
Bob：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税表不能作为衡量绩效的报表来看的”我特别认同，看来，你这个总账还是有点功底的。
经过这几天的交流，Bob在王丽心里已经是一种仰望的高度了。第一次听到Bob认可自己，王丽居然楞了一下，原来在手指间转动的笔不自觉地转得更快了。
见王丽愣着，Bob继续问道：你觉得中间那张重要，那我问你，中间这张以我们苏州公司为会计实体做的报告，其读者是谁？
王丽被问住了，老实讲，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怎么想过。Bob用鼓励的口气说道：想想呢，有谁对这份报表感兴趣？
王丽思来想去，第一个冒出来的自然是税务局。但转眼一想，税务局是关心，但有专门的税务报表，他们按你做的税表来收税的。其他读者，要么就是工商局做联合年检用，还有统计局，海关之类的行政机构。
Bob继续问道：他们对你的报表有多感感兴趣？如果让你打分，从1到10打分，你觉得他们的兴趣有几分？
王丽：好像不会超过5分吧，他们要管那么多企业，估计有的压根都不会去翻读。
Bob：对。所以，一个没有什么读者的报告值得花心思去做吗？让我排序，左边的第一，右边的第二，中间的，要不是我们总部想维持与安永的关系，按我的标准，我找个当地所，花个几万块钱做审计了事。
当然，必须交待一下政府对企业财报要求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财务体制是跟苏联学的，计划经济嘛，企业做账是以配合国家收税为主。所以，财报与税报高度融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打开，经济上与西方的合作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的财报西方人看不懂，很多互相作价合资的项目无法进行估值谈判。
比如一个号称资产上亿的国企，用西方，其实不用西方，就用香港的财务准则一核，资产一半都不值。因为5年都没收回的应收款居然一分减值准备都不提，这些都是跟着税务抵扣原则走的结果。财务的基本原则是权责发生制，坏账已经发生，应收款必须减值。
但税务上讲的是实现制，只要银行不宣布债务人破产，坏账费用就不能作为降低应税利润的减项作税前列支。财务是商业的语言，此话一点都不假。人家讲的是普通话，即国际通行准则。而我们说的是方言，只有我们与邻国苏联老大哥通用。
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进来都是以合资的形式。
合资就有出资双方的公平问题，于是企业章程，董事会召开的频次，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牵涉到利润分配的会计报表，必须经过有资质的审计公司审计并递交政府作稽核用。既然在准则上我们无法用“方言”去抗争人家的“普通话”，那在政府审核的环节，代表中分利益的地方政府在报表要求上就要严厉把关了。
王丽：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很少听说合资企业了。好像外企现在几乎都是清一色100％独资的了，没有了合资企业利润分配的利益纠纷，还有必要政府这个老娘舅把关吗？
Bob：你说得对。我们现在的业务模式变得非常快，但政府的很多规定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关键，我们的大学，编写财务类教科书的人，都是八九十年代从税务转型学财务的。以至于，读这些书出来的学生，与企业财务实务严重脱节。现在你明白了吧，我昨天所说的，大部分学校刚毕业的都会选中间那张表。
王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这Bob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多少，怎么连八十年代的事情都那么清楚。突然，王丽想到了今天的正题，就问道：你说左边那张表你最看重，我也没看出有多重要啊。
Bob: 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叫做“资本的屁股决定准则的脑袋”。
王丽：没听说过。这是哪位大师说的？
Bob哈哈一笑，回答道：我说的。不过，这个解释起来得花点时间，还是另外找个时间慢慢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