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企业正在滑离盛年期，各种症候是不会在企业的财务报告中表现出来的。财务分析报告就如同血检和尿检报告一样，到了有什么东西在这些检查中显露出来的时候，这就已经是个问题了，这也就是到了你该去找医生治疗的时候了。跟医学检查一样，财务报告是在不正常的症状出现时才发现疾病的，我们能够指望的就是在进入病态水平之前能够抓住问题。我们应该做得比这好一点吧？我们所想的是，在还有机会进行预防性治疗之前，我们就应该发现衰退的迹象。

当人老的时候，最先的征兆在其行动或身体方面表现得并不明显。衰老是从对于变化的意识、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人生目标的认识开始的。企业的老化也是一样的。当一个企业滑离盛年期时，即它处于盛年期后期的深层阶段时，最初的症候是从其企业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盛年期是
企业成长与老化阶段的中间阶段。它是起点的终点，终点的起点。盛年期有两个范围——上升的盛年期和衰退的盛年期。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点。对于表明盛年期衰退阶段的迹象，企业应该有清楚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会让它们采取措施，这些措施能让企业在盛年期阶段就阻碍老化并激活自己。它们需要的是永远不要偏离盛年期。下面的对比包含了企业成长阶段与老化阶段的差别：

成长与老化的比较

要发现企业是否正在老化，请注意那些微妙的变化。到了后来，一旦企业已经老化了，这些迹象就一点也不微妙了。在盛年期后期，这些变化的迹象几乎不显露，或是很少显露，而且对大家的刺激也很温和，不过它们仍然是迹象。

由承担风险到回避风险

盛年期企业喜欢反复成功的气氛。具有自控力的管理层甚至将坏结果也感同为成功，因为不可能做得更好了，而且企业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克服这种情况，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在盛年期，管理层不会严格依据结果来分析失败。表现是不是已经尽可能更好了？大家既关心过程也关心结果。所以每次失败都会得到分析、研究和纠正。大家都具有进取精神，但同时也比较谨慎。随着企业的成长，要失去的就更多了。数字变得更大了，利益相关者也更咄咄逼人了。既得利益团体的数量也在一直增加。风险正在演变成为一个问题。成长中的企业付出，老化中的企业攫取。在年轻的时候，你会被当成是理想主义者，而你也迫不及待地想去改变世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会保存能量，担心的不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去。因此，对风险采取逃避的态度是源自于老化及想保存能量；这跟勇于承担风险不同，后者只有在能量充沛的时候才承担得起。

能量随着衰老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能量都用到内部市场营销上去了——这是一番为了把要瓦解的部分维持在一起的挣扎。随着能量向内释放，外部得到的能量就减少了，因此，承担风险的愿望也就降低了。在企业处于盛年期的上升阶段时，这样的谨慎与学步期后一阶段的急推猛进相比较而言，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随着企业度过标志着盛年期颠峰的那个点，它就要想办法在回避风险和承担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在衰退的盛年期阶段，回避风险的倾向会超过承担风险的倾向。

由于成功，大家会变得容易满足，喜欢依赖过去所创造的冲力。他们的态度变成了“要是没有坏，就别去修它了”。现在的企业能够损失的东西可太多了，大家不想让平稳航行的局面受到影响。他们开始感到风险的成本太高了。当谨慎变为一种蛰伏的模式，回避风险超越了承担风险，企业的文化也就开始变化了。

由预期超过成效到成效超过预期

在企业婴儿期的时候，管理者可以告诉你，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做得是如何如何之好——只有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企业的这一阶段，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作出预测是有困难的。这时的管理行为是“以今日为导向”的，跟过去和将来都没有多么密切的关系。管理层对于愿景也许有什么梦想，但那也是相当模糊的。婴儿期的企业只对迫在眉睫的压力做出反应，所以，它们的成效还是不那么像回事。确切地说，它们对于未来的预期超过的是当下的成效。这种预期超过成效的现象会持续到学步期，这个时期的企业由于自大，往往企望的是达不到的目标。

在学步期企业里会有一种实验。学步期的企业会过度拉伸。管理层也试图做出预算和计划，但却没有把这些预算当回事。在财务年度报告出来几个月后，学步期的企业往往还在计划它们的预算。当它们对实际的成效与预算进行比较时，差别可能是相当显著的。这样的偏差可能会让人目瞪口呆——竟然会出现高于或低于预算200%或300%的情况。学步期的企业缺乏控制，它们的预期不是基于经验的成效反映。即便是成效低于预算，妄自尊大的学步期企业也不会调整自己的预算。它们相信成效会赶上来。它们的计划就像假定奇迹将要发生一样。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这个国家能否生存下来还是个问题，有人问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他是不是在指望奇迹发生。他的回答是：“我们不会指望奇迹发生，我们是在为奇迹发生作计划。”学步期的企业相信的东西要多于它们思考的东西。它们的预期和目标即“越多越好”。它们对于成效基本上都是不满意的，无论这个成效有多么出色。它们的地平线是随着它们的前进而移动的。

在青春期，企业开始学着如何规范自己了。到了盛年期，企业已经形成了控制能力。一个盛年期的企业不但具备学步期企业利润增长的成效，而且它还能够预知并达到这些成效。盛年期的企业可以跟你谈论它们的计划，并且它们完成这些计划的偏差也很小。

在青春期阶段，为了能够取得可以反复的预见能力，企业会学着把预算制度、对于成绩的奖励和对于出现偏差的惩罚固定下来。学步期半无政府主义的企业文化会欢迎必要的约束。但在企业生命周期前期阶段能够发挥作用的理想内容，到了生命周期后面的阶段就会逐渐发挥不出作用了，从而不那么理想了。

由于婴儿期和学步期树立的是“更多即更好”的观念，所以，要想对高于和低于预算的偏差都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是青春期的企业所办不到的。如果实际的销售额超过了预算，你就会得到奖励——不管这个偏差有多么大。要是销售额低于预算，你就会受到惩罚——不管这个偏差有多么小。这种不一致而且往往是不公平的奖惩制度，带给企业的是一种秩序和预见能力。这样的做法把企业从白日梦中和随心所欲地制定预算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企业仍然有野心——这是其学步期文化的残余——但这时的野心已经随着企业年岁的增长而得到了约束。

能够影响企业行为的不是预算的程序和目的，而是奖惩制度。如果负面的偏差受到处罚，而正面的偏差得到奖励，费不了多少功夫你就能预见到人们会怎么做。每个人都会聚精会神地去把不理想的预算偏差降到最小，而把目标盯在如何尽可能地扩大能够得到奖励的偏差上。把不理想的偏差最小化而把奖励最大化的方法之一就是降低预期。这样在制定预算的过程中，大家就会把目标设定在自己有把握超过的内容上，至少也是能够完成的内容上。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他们都会把目标定低一些。在这样的行为头一次进行时，它的作用就是抗衡学步期随心所欲的企业文化。然而到了盛年期以后，这样的行为就失去其功能了，这样的做法会引起企业老化。

在婴儿期和学步期的企业里，你会因为自己干了什么而得到奖励，至于你是怎么做的则没有人管。所以没有人会去完善做事的方法。企业基本上没有预算。奖金看实际的成效发放，所起的作用更象是销售佣金。

当企业把自己的奖励制度建立在员工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基础上时行为就变了。激励制度正逐渐演变为对你做事情的方法进行奖励，而不是对你做了什么进行奖励。现在的奖励制度实际上成了针对你如何击败预算制定的了。目标定得越低，你击败预算拿到红包的机会就越大。最终，这个制度所奖励的是那些能够成功地把自己能做多少事情的能力隐瞒起来的人。为了保证自己最后决不低于预算，大家把目标定低了。事实上，处于任何级别的下属都会低定目标，因为他们知道处于任何级别的上级都会在提高目标上与他们讨价还价。一个相互欺瞒的动力圈就形成了。上级提高了预算目标，因为他们预计自己的下属会人为地定低目标；而下属会低定目标，因为他们知道上级不管怎么样都会提高目标。这样最后获得通过的预算其实既不是企业真实能力的反映，也不是真正的市场机会的反映。它反映的仅仅是企业不同等级之间信任与不信任程度之间的差别。

现在有种新的时尚：标杆学习。企业会想方设法达到或超过那些能够跟自己企业相比较的企业所能够实现的最佳成效。因为企业如果全神贯注于从外部建立标准，它就会忽略相互欺瞒的过程。所以我对长期效果方面仍然心存疑虑，尽管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我自己确实是抱怀疑态度的。难道我能指着儿子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就强迫我的儿子也赶上那个孩子的成绩吗？难道我能不断地拿儿子跟这个孩子做比较，然后告戒儿子做得还不够好吗？我怀疑自己就曾干过这样的事情，但这是一个标杆学习的过程。于是我问自己，过去老式但简单的机制有什么错呢？在那种机制下，大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干，战利品也是共同分享的。也许是因为管理层对于什么该是“尽最大努力”的没有把握，所以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寻找答案。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管理者们彼此间并不信任，所以，它们必须讨价还价，好通过一来二去的推挡来明确这个极限。标杆学习作为计划的工具是非常不错的，但我要问的是，对于奖惩工作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由强调功能到强调形式

由强调功能到强调形式的变化是从青春期由“更多即更好”向“更好即更多”的转化开始的。在青春期，企业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比做更多的事情更能赢利。于是它们明白了，利润的产生是可以通过减少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增加要做的事情来实现的。

创新型企业家会通过增加销售来形成利润，而行政管理类型的人则是通过削减支出来形成利润的。创新类型企业家的一句典型的问话是“我们还能够多干点什么？”而行政管理类型的人典型问话则是“我们能少干点什么？”在青春期，行政管理类型的人的行为和导向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这正是让极度活跃的学步期企业冷静下来的时候。青春期是修剪多余的枝叶以便能量能够集中而不是更加分散的时候。注意，那些致力于效果的内容转向了效率。这就把关注点锁定在形式而不是内容上。因为，在学步期的企业中几乎是不存在形式的，所以青春期形成的任何制度的边际效用都是很大。